她缘何成为英镑上第一位女性人物(女王除外)

一个人的肖像能够印到本国的货币上,自然是这个国家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英国所有纸币的正面皆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反面的肖像则因面值和时期不同而经常变换,其彰显的寓意亦各有所指。无论如何,英镑上的人物必有非凡之处。除女王之外,伊丽莎白·弗赖是英国第一位肖像被印上货币的女性人物。那么,到底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壮举使她享此殊荣?

实际上,伟大的事业未必惊天动地,弗赖的社会贡献主要在于她改变了英国人对待狱犯(特别是女犯)的方式而已,当然这一转变的背后关联着其制度体系的变革。胡适先生曾借用一位友人的话说过:“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弗赖正是通过自己毕生的努力使英国底层社会,特别是女犯阶层及其孩童的境遇得到改善,召唤更多的精英人物致力于慈善事业与社会改良,推动着英国不断向现代文明国家演进,使这个国家不再仅仅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助力而实现了经济腾飞的“暴发户”。

1780年,弗赖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庭,父母皆是热衷于救济贫弱的贵格会派成员。毋庸置疑,这种宗教背景与家庭环境对弗赖日后在慈善事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贵格会教派成员对穷人怀有一种感同身受般的同情,并致力于改变底层社会的悲惨境遇。当时英国社会上兴起的许多改良运动大都由这一教派主导,该教派反对僵化地遵守传统的教义、教规,重视在现实中践行慈善之道,即“由外在信仰转化为内在经历,由信念认同转变为行动支持”。

弗赖在少年时期便开始跟随母亲到穷人群体中布道,教授穷人子弟读书识字,与教友一起设立弃婴收容所。少年弗赖通过阅读托马斯·潘恩、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等人的著作开始接触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改良思想。当时,美国教友会牧师威廉·萨弗里来英伦布道,他围绕如何解决社会贫穷与不公的问题做了一次演讲,弗赖听后仿佛在黑夜中遇到了指明灯,她欣喜地写到:“今天我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与他进行了认真的交谈,他的话如同倾盆大雨浇在了干涸的土地上,使我醍醐灌顶。”此后,弗赖开始将扶弱济贫作为自己整个人生的志业。她逐渐成为地方贵格会的重要组织者,大受底层人的欢迎,被人们称誉为能够“赋予盲者以光明,哑者以言语,跛者以双足的人”。

1813年,弗赖第一次到伦敦的新门监狱探访犯人,所见所闻令其感触颇深。监狱里的女犯几乎赤身裸体,且肮脏不堪。数百名女犯及孩童挤在两个长方形的囚牢中,由于没有足够的床位,有些犯人直接睡在满是污秽的地上。那些被判了重刑的犯人与那些即将接受审判的犯人混关在一起,暴力打斗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她亲眼看到,一名女犯将一个刚刚死去的孩子的衣服脱下来,给另一个尚有气息的孩童穿上。弗赖一行即将离开新门监狱时,监狱里的女犯们都跪在她们面前痛苦地哭泣,乞求施舍一些衣物。作为一名虔诚的贵格会成员,她无法忍受自己亲眼见到的悲惨境况,决意要尽一份心力。实际上,早在30多年前,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便通过考察报告《英格兰及威尔士监狱状况》披露了各类监狱在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恶劣状况,引起整个英国社会的震动,并推动了议会立法。但当时正值英法战争期间,普遍而深入的改革被政府一再搁置。弗赖的介入则引发了新一轮的监狱改良运动。

在考察完新门监狱之后,弗赖成立了一个由女性教友组成的“妇女协会”,主要是定期为监狱中的女犯及儿童提供衣物和阅读圣经故事。她本人会在每周五到新门监狱为犯人们讲读圣经,希望藉此感化犯人。后来,弗赖想要在监狱中成立一所劳教性质的工厂,以便于教授犯人知识和技能,促进犯人自力更生。但这一想法遭到监狱管理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监狱里的犯人早已懒散成性、积习难改,教化犯人的做法必然是徒劳无功,而且,还会衍生出诸多不必要的危险和事故,因为用来教授技能的剪刀 、针线等工具可能会成为犯人斗殴伤人的凶器。弗赖也深知,要使犯人变得驯服绝非易事,曾因此一度陷入彷徨,但要改变现状的迫切心情使她决心做一番尝试。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各方面的事情牵涉到我的心思、精力与时间,但新门监狱是重中之重,直到能够改观那些可怜女人的境况,否则我将寝食难安;这些努力或许会最终付诸东流,但至少我尽了自己一份心力,总会稍感慰藉。”

在弗赖的坚持下,监狱工厂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工厂与每一位参加劳教的女犯签订了责任书,通过细致的管理规范来保证任务的完成。受当时主日学校中“导生制”的启发,弗赖将这种制度引入监狱工厂的管理,她从犯人中选出那些技艺精湛的能手做教师,指导和监督其他女囚的劳动。犯人可通过在工厂中的劳动获得报酬,可将挣来的钱积攒起来以备出狱后使用。犯人每挣得5先令还会得到1先令的额外奖励,这大大刺激了她们劳动的积极性。弗赖对参加劳教的女犯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她们因为一念之差犯了错误,被关进了监狱,只要振作起来便能够顺利回归社会。劳动不仅可以帮助犯人们纠正懒散的恶习,还可以使她们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她组织“妇女协会”定期到监狱中探访,为女囚发放报酬,购买原材料并联络产品的销路。

监狱工厂开办两周以后,弗赖邀请新门监狱的监狱长和当地治安法官前来参观。他们皆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与之前肮脏、懒散、野蛮、混乱的境况相比,眼下的犯人个个都表现得安静、谦卑而有序。劳动增强了犯人的自律性,促使她们开始憧憬新的生活,激发了她们回归社会的欲望。由于弗赖救助女犯的活动收到了良好成效,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关注狱犯的境遇及监狱改革问题,这也使弗赖逐渐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1817年10月,著名空想社会主义家罗伯特·欧文在《》上撰文对弗赖的慈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和赞扬。1818年,弗赖在议会下院就监狱问题发表演说,她因此成为英国第一位在议会下院做公开发言的女性。针对英国监狱普遍存在的恶劣状况,她建议实行宗教感化制度、分类监禁制度和有偿劳教制度,这些建议对英国刑罚政策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弗赖声名的扩大,她的事迹和精神感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狱犯境况和监狱改革。慕名而来的人们争相到新门监狱中聆听她为女犯开展的阅经活动,使其每次布道都成为一种宏大的场面。在弗赖的影响下,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也对监狱高墙内的情况充满了好奇,一时间,参观监狱和考察犯人境况竟然成为当时上层贵妇的时髦活动。神秘莫测的监狱生活逐渐被公之于众,监狱管理开始受到公共舆论的密切监督,无疑,这有利于人性化、文明化的狱政管理模式的实施。

弗赖不仅关注首都伦敦的监狱改良,也非常关心地方监狱的改革。1818年,她与弟弟约瑟夫·古奈考察了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监狱。为了更真切地了解监狱管理与狱犯的生活,她经常寄宿于当地监狱之中。

通过实地考察,她发现,英国的监狱除了实施惩罚功能之外,对抑制犯罪几乎没有任何效用,犯人的糟糕境遇和其所接受的严酷刑罚使其变得更加堕落和难以教改。她认为,严苛的惩罚不过是以毒攻毒,以恶治恶,最终依然是衍生出罪恶的结果。她主张宽减刑罚,减少死刑,用感化而非惩罚的方式来促使犯人改过自新。而当时英国有近200多条死刑罪名,甚至偷盗衣物这样微不足道的违法活动竟然也会被判绞刑。弗赖的主张遭到时任内政大臣西德莫斯的反对,他反驳说,宽减刑罚会使犯罪分子或底层社会不再惧怕惩罚,不再认为监狱是个可怕的地方,从而会刺激犯罪活动的高涨。弗赖则强调,作为一个新生的文明国家,仅仅靠惩罚和恐惧使人就范的做法已经过时,要让底层的穷人真正从糟糕的生存境遇中得到解放,不再仅仅为了衣食问题铤而走险;还要让人们心中有上帝,从而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感。这样,犯罪活动自然会减少,惩罚人的肉体远远不如教化人的心灵更有效果。

弗赖亲力亲为的作风为英国的上流社会做出了榜样,许多绅士、贵妇们在其影响下开始接近底层穷人,并致力于改善底层穷人的处境与生活。在其影响下,以改善女犯境况为目的的“妇女协会”在英国地方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后,类似的组织在俄国、意大利、美国、法国等也开始大量出现。1821年,为便于指导地方监狱女犯的矫正工作,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英国促进女犯矫正妇女协会”得以成立,弗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该协会每年的年会都会在伦敦的贵格会议事厅召开。她的义行善举也赢得了女犯的信任,促使她们在宗教信仰的感召下积极进行自我救赎。

弗赖还不惜为流放犯人境况的改善而劳苦奔波。英国的流放制度自詹姆士一世时期开始执行,最初主要是将犯人运送到美洲新大陆,美国独立后极力英国向其输送“社会渣滓”的做法,流放制度曾一度被迫中止。后来,澳洲被英国航海家发现,英国政府又开始将新南威尔士地区作为新的流放地。从英国到澳洲的海上路途非常遥远,且条件异常恶劣,犯人经常染上坏血病和痢疾,不少人死在了途中,而女犯在押送过程中所经历的遭遇更是可怜,她们不仅缺衣少食,还经常遭受男性监管者或犯人的欺辱。这引起弗赖的极大关切,她向英国政府建议,应该保证犯人安全运达目的地,要给予犯人足够的衣物、食品,可为女犯提供针线活及圣经等读物,以消除她们漫长旅途中的不良情绪。她积极组织教友为被流放的女犯捐款捐物,亲自视察即将起航的运输船,查看物资是否齐备,女犯的权利是否能得到保证。澳洲的犯人将弗赖视为“救命稻草”,他们写信给她,反映自己的不公待遇和悲惨境况。弗赖则进一步将这些情况传达给英国内政部和议会,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劝服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要求他们废止这种饱受非议的流放制度。在她的努力下,流放犯人的境遇逐渐得到改观。1840年,英国对澳流放制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画上了句号。

弗赖之所以能成功地推动英国监狱与刑罚体系的改革与她在上流社会的影响力不无关系。当时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非常钦佩弗赖的慈善精神,数次接见她,并鼓励、支持她的事业。这既是殊荣,也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关系圈,赢得更为广泛的支持。此外,弗赖和王室成员格罗斯特公爵及公爵夫人关系密切,与下院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威灵顿公爵夫人、皮尔夫人等人也都私交甚好。后来,皮尔担任内政大臣和首相期间,通过了监狱改革法案,废除了绝大多数死刑条款,这些都是吸纳了弗赖的诸多改革理念。甚至连普鲁士皇帝威廉四世也是她的崇拜者,在1842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威廉四世专程在新门监狱拜访了她,他坦言,弗赖在整个欧洲大陆所推动的极富人道主义的慈善活动令其印象深刻。在弗赖的影响下,英国的上层社会逐渐意识到,改善那些穷苦犯人的恶劣境况不仅是自身阶层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重要体现,也是这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象征。

弗赖被称为“英国监狱改革的圣母”。在她推动改革之前,监狱一直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赎罪之地、受难之地,而非救赎之地、教化之地。传统监狱对犯人施以肉体上的惩罚、精神上的折磨甚或生命上的终结,最终目的是补偿他所犯过的罪行。英国统治者认为,罪犯接受惩罚的过程也是抵消其罪行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某种社会平衡。如果将社会比作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罪犯就是这个有机体上的毒瘤,必须将其切除或隔离,否则将会感染整个有机体,危害整个社会。所以,当时英国的绝大部分犯人要么被处死(主要是通过绞刑),要么被流放,少数的轻罪者才会被关进感化院中。弗赖的改革尝试使英国官方意识到,慈善与感化有助于改造犯人,用人道的方式来对待犯人有助于英帝国在世界上树立一种现代文明国家的形象。

1845年12月,弗赖因中风在英格兰的海滨城镇拉姆斯盖特去世,小镇上的水手们皆降半旗以示尊重,而在此之前,只有英国国王才有资格享此哀荣。

2002年,英格兰银行为纪念她在推动英国文明进程中的重大贡献开始将其肖像印在了5英镑面值的纸币上。加拿大伊丽莎白·弗赖协会则将母亲节的前一周定为“伊丽莎白·弗赖国庆周”。弗赖的影响及世人对她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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