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实版的伪装者历史上唯一一个五面特工战功卓著行动隐秘

在电视剧《伪装者》中,主演明楼不仅是汪伪政府要员、军统特工、还是地下党一员,而这个拥有三重身份的特工角色,也成了这部电视剧中最大的亮点。

而明楼的原型人物更是厉害,是一位身负中统、军统、青帮、日伪以及中央特科五重身份的多面红色特工,这个男人就是袁殊!

袁殊,出身于湖北蕲春县的一个没落的名门世家,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殊参加了上海市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和罢课大。两年后,满怀热情的袁殊投身北伐。然而,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进步青年遭到迫害。至此,袁殊对国民政府失望之极,随即退出,回到上海。之后,袁殊辗转去日本学习新闻学,期间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

1931年,年仅20岁的袁殊回到上海,主持创办了周刊《文艺新闻》,并且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积极向靠拢。在此期间,袁殊不顾的新政策和威逼利诱,率先在《文艺新闻》披露了左联五君子被杀害的消息。袁殊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胆量和气魄,引起了潘汉年的注意。

潘汉年欣赏袁殊的机智干练、有胆有识,于是希望吸收袁殊加入“中央特科”,成为一名情报人员。潘汉年也坦承表示,一旦加入特科就要“褪去一切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这意味着,袁殊要停办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文艺新闻》,退居幕后,开始秘密工作。然而,袁殊没有迟疑,他只对潘汉年说了三个字“我明白”。

潘汉年告诉袁殊,以后王子春就是他的单线联系人,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可以请教王子春。随后,潘汉年就向袁殊下达了第一个任务“打入高层,获取情报。”

怎样才能打入高层呢?袁殊想起了自己的表兄贾伯涛。当年正是靠袁殊父亲的推荐,贾伯涛才进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毕业生,然后进入中并担任要职。

于是袁殊决定利用这层关系联系许久未见的表哥,并请求他代为谋职。在贾伯涛的牵线下,袁殊见到了上海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

吴醒亚是湖北黄梅人,早年从湖北到上海的时候,曾受惠于袁殊的父亲。正是在袁殊父亲的指点下吴醒亚才去广州投奔了陈立夫,从此官运亨通。所以吴醒亚对袁殊的父亲很感激,就这样,袁殊顺利跨进了中统的大门。

但是凭关系光打入中统没用,还得凭实力站稳脚。那么如何才能得到吴醒亚的重用呢?袁殊想到,吴醒亚不是正在搞运动和工潮吗?那就写一份关于这个的“工作意见书”交给他。

在这份“工作意见书”中,袁殊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行动方案,但是对仗工整、文采斐然,遣词造句又很合吴醒亚胃口,这让吴醒亚乐开了花,直接拿着这篇文章向上级汇报邀功。

很快,吴醒亚让袁殊加入了他的秘密情报组织“干社”。为了方便开展涉外工作,他还将袁殊安排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加上袁殊有过留日经历,能说一口流利日语,因此备受重视,常常有机会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这些会议上,袁殊获得了有价值的内幕消息后总会第一时间传回中央特科。

1938年4月,日本在中国建立了外交口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由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称“岩井公馆”。

“岩井公馆”的活动,可概括为四方面: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在“岩井公馆”的四幢楼房内工作,又互相交叉沟通。

这时的袁殊在中统正是风生水,他的身份和才干被岩井公馆的统领人岩井英一看在了眼里。岩井英一做情报工作多年,在他看来在收集中国情报方面,他相信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在中统风生水起的袁殊身上。

在岩井英一有意识的接近下,袁殊和他慢慢熟识了起来。不久之后,岩井英一就对袁殊提出,要每个月给他200元的“交际费”,而这钱说起来实际上是“交际费”,实际上是日本人跟袁殊“买情报”的钱。

随即,袁殊将这件事情向自己在中央特科的联络人做了汇报,由于这可是打入日本特务机关的绝佳机会,中央特科立即表示同意交易。

接着他又象征性地,将此事汇报给了自己在中统的上司吴醒亚,一想到自己能在岩井公馆安插“棋子”,更是乐不可支,满口答应下来。就这样,红色特工袁殊,成为在和日本特务机关“兼职”的“三重间谍”。

此后,袁殊不断向中央特科提供和日本方面的情报。而他也有选择性地将一部分日本方面的情报,告诉吴醒亚。由于这些消息来源准确、传递及时,袁殊在中统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一时之间,袁殊成了上海滩的红人,连青帮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1934年5月,一位特殊的朋友给袁殊打来了电话。这个人叫杭石君是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的徒弟。他告诉袁殊,曹老头子要收关门徒弟,要袁殊也过来。电话中说的“曹老头子”,就是在青帮中辈分比黄金荣、杜月笙还要高的“大字辈”长老曹幼珊。

也就是说,能够成为曹幼珊关门徒弟的话,就意味着在青帮中的辈分是与黄金荣他们平起平坐了。到了行拜师礼那天,袁殊和其他新徒弟一样穿着长衫,翻转白袖口,脚踩白底青帮布鞋进了曹幼珊家的香堂。

袁殊拜了曹幼珊为师后,就是和黄金荣、杜月笙平起平坐的通字辈门人了,在青帮的众多门徒面前更是“前人班子”。打这之后,袁殊的身上多了一层帮派的保护色,获取情报就更有利了。

就在袁殊的工作如鱼得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原来,就在不久之前,戴笠的军统湖北站逮捕了一个名叫关兆南的员。面对军统的威逼利诱,关兆南变节叛党,带领军统的人诱捕了交通员陆海防。根据陆海防的口供,军统顺藤摸瓜,很快就抓获了共产国际中国总支部的负责人华尔顿。

但是这个华尔顿在受审的时候始终一言不发,连姓名、年龄、国籍都不回答。军统见他不开口,便打算从其他方面想办法。可是,忙活了一圈,他们发现,这个外国人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证明身份的文件或资料。这可是军统局从未遇到过的大怪事!因为“西人”就是“洋人” 的意思,这个外国人,就被军统称为“怪西人”。

这个让戴笠头疼不已的“怪西人”名叫约瑟夫·华尔顿,真名叫罗伦斯,隶属于苏联红军情报部。而袁殊则属于中央特科,身份也是高度保密的,那么,这个奇怪洋人是怎么牵连到袁殊的呢?原来,蹊跷就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上。军统局的特务们通过仔细的查找,在这个笔记本上赫然发现了袁殊的联系方式!

于是,军统特务立即派人将袁殊抓了回来。可袁殊此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华尔顿。原来,不久前袁殊在与潘汉年安排的联络人失去联系后,曾托夏衍联系,而夏衍将袁殊的亲笔信交给了当时特科在上海的负责人蔡叔厚。

而此时的蔡叔厚已经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去工作,他认为远东情报局需要袁殊这样的人才,于是就为袁殊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人。袁殊就这样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而陆海防正是他新的情报组织上线。

但是陆海防已经变节投敌。为求自保,他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情况一概和盘托出。无可奈何之下,袁殊只好承认了自己是在为做事。但是,他仅仅只在交代材料中写了这样两句话:“希望蒋先生正视抗日事实,以民族大义为重。”除此之外,别无他言。

线索在袁殊这里就断了,戴笠只好结案。袁殊被判刑2年半,发往原籍湖北服刑。袁殊的父亲袁晓岚当时在驻上海机关担任要职,得知袁殊被收押的消息之后,袁晓岚不顾重病找到陈立夫求情。碍于陈立夫的面子,戴笠仅仅将袁殊在反省院关了8个月,就让他保释了出狱了。

1935年8月,因“神秘西人案”,袁殊入狱。八个月后袁殊虽然出狱了,但身边布满了军统的特务,在这种情况下,袁殊决定以留学的名义逃到日本。去了日本后,袁殊进入早稻田大学开始进修历史。然而,本想清清静静读书的他,还是得不到清净。因为,日本的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此时也回国了。他得知袁殊身在日本,便主动将他约了出来。

在岩井眼中,虽然袁殊和“怪西人案”有关,但却是个难得的人才,他便提出要资助袁殊求学,还给他提供了各种关照。

在这期间,袁殊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记录成册子,还把自己费尽心思搞到手的一本日本撕成一页一页,夹在旧的书报中。只等着有机会回国后,能交给党组织发挥作用。

1937年,日本掀起排华高潮,袁殊和大批留日学生要被遣送回国。4月,袁殊搭乘日本客轮“旭光丸”从横滨驶抵上海。回国后第一时间,袁殊就找到在上海领导临时工作的中央特派员、表示想恢复组织关系。

这个时候,潘汉年已经回到上海出任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两人见面后,潘汉年表示以后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就由他亲自担任。恢复了组织关系,袁殊又开始做自己最擅长的新闻工作。

他一方面为郭沫若和夏衍的《救亡日报》工作,一方面以英国人的名义创办了一份《译报》,借此从外国的新闻社获取有价值的消息。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全面打响。就在这个非常时刻,一个重量级人物突如其来的上门拜访了袁殊。

这个人就是军统特务头子,同时也是袁殊的老冤家——戴笠。戴笠的这次来访前后不超过三分钟,什么细节都没有透露说了一句“明天上午9点,你来找我吧”。

这话虽然简短可袁殊却知道事关重大,他立即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他认为机会非常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同时潘汉年还嘱咐袁殊,要趁机向戴笠提出释放“怪西人”案中的华尔顿。

袁殊接受指示后,第二天如约去见了戴笠。见到袁殊,戴笠直截了当的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回答说:“我靠老婆生活。”

这是袁殊一早想好的,这等于变相向戴笠表示,自己要找份差事。果然,戴笠立即说道:“那你就给我做事,每个月给你三百元够不够?”

袁殊当即应允,并提出释放华尔顿,戴笠丝毫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下来。戴笠还许诺,只要袁殊答应自己两个要求,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只要袁殊答应,戴笠就能让袁殊当上军统的少将。这两个条件对袁殊来说当然不难,如此一来,袁殊打入了军统,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织少将组长。

可是,戴笠早在“怪西人案”中就知道袁殊与有联系,为何还敢找袁殊为自己做事呢?

原来,对于袁殊的真实身份,戴笠并不十分清楚,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袁殊就是的人,所以戴笠觉得袁殊不过是因生活没有着落,靠打探消息为生的情报贩子。所以才敢如此重用他。

由于之前曾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办过报刊杂志,袁殊向戴笠申请经费筹办刊物,以掩护身份方便开展活动,不久,上海滩就出现了《国际编译社》和《杂志》两份刊物。

《杂志》不谈政治,只谈文化,成为当时上海滩许多文人,如张爱玲、周作人等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而《国际编译社》则追求“纯客观”报导,多是对外国新闻进行翻译编辑。经营这两份刊物的出版社社长正是袁殊。

袁殊借助《国际编译社》经常和各国驻沪领事馆接触,日本各大报纸的驻沪记者也常常为刊物供稿。

袁殊将在日方收集到的情报,经过甄选之后传递给军统。袁殊也因此得到戴笠更多的信任,在军统站稳了脚跟。

同时袁殊还把在日方和军统方面的情报也通过潘汉年传给延安。通过这些渠道,袁殊得到的情报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准。

1937年底,中日战局更加紧张。12月中旬,潘汉年撤离到香港,戴笠也准备离开,临行前他向袁殊交待了一个新的任务。

戴笠让袁殊在上海成立一个秘密特别行动小组,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任务就是打击汉奸、袭扰日军后方。

直接参与抗日行动,对袁殊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不过领命之后他却犯了难,因为行动组从事的爆破、暗杀这一套,他从来没有干过。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于是袁殊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叫王亚樵,当时是铁血锄奸团团长,有“暗杀大王”之称。在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名叫王铁民,这个王铁民一直追随王亚樵,参与过多次震惊中外的暗杀活动。通过王铁民,袁殊很快组织起了抗日特别行动小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袁殊决心一定要对日军还以颜色。几经商议,袁殊和王铁民决定炸掉当时位于虹口的日本海军军火仓库。

日本海军军火仓库,当时设在“本田纱厂”的后院。袁殊和王铁民化装成纱厂的职工,偷偷溜进纱厂侦察地形。他们发现,纱厂和军火库之间有一个高高的围墙,墙上还装有电网。

唯一的出入口,有卫兵把守,必须出示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出。用什么方法才能进去呢?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袁殊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与那个伙夫搭讪,一来二去,王铁民与伙夫混熟了。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袁殊决定行动了。他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铁民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为了事发后不让这个无辜的伙夫受到牵连,他们还告诉伙夫“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

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本海军仓库给引爆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看到军火库被成功炸毁后,袁殊立即让王铁民将伙夫送回了老家。

这次行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够查出真相,只好对外宣称:“此次不幸事件,经查系内部人员不慎点燃汽油导致。”

远在重庆的戴笠听说这件事后,对袁殊大加奖赏,甚至破格电召袁殊去香港参加军统局的骨干会议。1939年5月,军统局骨干会议在香港召开,袁殊借机在香港见到了潘汉年,向潘汉年汇报了自己的工作。

离开香港前,戴笠也单独召见了袁殊,并布置了一个新任务。这个新任务要比炸毁日本海军军火库还要凶险万分!那就是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

李士群,生于1905年,是浙江遂昌人。李士群早年间曾加入了中国,而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院、上海大学学习。

1927年,李士群从上海大学毕业后,曾前往苏联留学。第二年,李士群从东方大学结业回国,并在《蜀闻通讯社》担任记者。期间,李士群利用职位之便,一直从事地下活动。

1932年,李士群被中统特务抓捕,因受不了严酷拷打叛变,成为情报局一员。李士群被中统释放后,一直为中统收集情报,因地下党员不知道李士群已叛变,而李士群也尽量隐瞒了与他有联系的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士群一直在南京潜伏,并和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勾结,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6号”,为汪伪政府卖命。在“76号”,李士群残酷的迫害抗日军民,还对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时任军统局长的戴笠,因此对他恨之入骨,交待袁殊一定要除掉他!

袁殊接待任务后开始着手策划除掉李士群的行动,这次他决定用对付日军军火库同样的手法——炸毁汪伪76号特工总部。由于袁殊与李士群以前有过交情,他找了个理由特意上门拜访了李士群,在拜访的过程暗暗记下了76号的地形,回家后画出了一张详细的图纸。

这次袁殊打算安排王铁民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好地道,之后埋上烈性炸药,这样只要引爆炸药就能把“76号魔窟”炸个底朝天。然而,就在地道刚挖好,准备埋炸药时,时任军统上海区区长的王天木却投敌叛变,并且将袁殊的计划和盘托出,李士群当即就带人抓捕了袁殊。

袁殊被带到76号后,汪伪特务丁默邨主张杀掉他,李士群则想留着袁殊以供利用,但是不管李士群对袁殊如何威逼利诱,袁殊都坚决不从。于是李士群只好拿出杀手锏——日本人威胁他。

可袁殊一听李士群说日本人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轻松,甚至主动提出要见一个日本人——岩井英一。

这就把李士群给震住了,他当然知道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务省驻上海的特务头子。在摸不清袁殊和岩井之间关系的情况下,李士群只好按袁殊的要求,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人通知袁殊的妻子马景星送来换洗衣裳。

趁着妻子来送衣服的当口,袁殊暗示她去找潘汉年。得知情况后,潘汉年告诉马景星:打电话要岩井救人。

得知情况后,岩井英一立刻打电话让李士群放人,并且派人直接将袁殊从“76号”接回了自己家。岩井英一为什么要救袁殊呢?

岩井英一统领的“岩井公馆”是当时日本人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刚刚建立的时候,岩井英一急需招揽中国人来充当自己的情报人员,由于袁殊懂日语,在中国还有广泛的人脉,于是,岩井英一就提出由袁殊牵头组织,这样一来,袁殊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日本人的人”。

但是,这样一来袁殊不就是公开的承认自己是“汉奸”了吗?为何中央特科和军统都对此事视而不见呢?

原来早在岩井发出邀请时,袁殊就请示了潘汉年,潘汉年再三权衡后,决定将计就计,让袁殊以“军统”的身份与岩井“合作”,打入敌伪机关获取情报。而戴笠那边刚好也有同样的需求,于是袁殊就这样在中央特科和军统的“默许”下为日本人“办事”。

刚开始岩井英一对袁殊到底还是存有戒心的,因此袁殊外出时总有日本特务跟着。为了安全,袁殊常到福州路“红灯区”去进行工作。岩井英一在得知袁殊“风流”的做派后也终于打消了顾虑。

自从红色特工袁殊进入了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以后,袁殊直接接触到了日方许多机密情报。

为了能不引起怀疑的将情报传出去,袁殊出入从来不带公文包,所有的情报内容和日特人员的姓名,他全凭自己超人的记忆力记在脑中,等回家后再分别抄送给潘汉年和戴笠。

1939年11月,在上海、东京各大报刊上同时刊登了一篇署名严军光的文章,题目为《兴亚建国论》,文章中大肆宣传“中日亲善”的言论,这个严军光就是袁殊。岩井英一对这篇文章十分满意,他委派袁殊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组织,甚至还让袁殊主持岩井公馆的情报工作。

袁殊得到主持岩井公馆的机会后,应潘汉年的要求将他以中间派民主人士的身份介绍给了岩井英一,让同为中央特科的潘汉年也成为了岩井公馆的高级顾问。

之后,在袁殊和潘汉年的安排下,除了几个无关紧要的职务以外,其余岩井公馆的大小职位,都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掌握了。表面上袁殊还在大张旗鼓的为日本人服务,可私下里他却在岩井公馆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常常在深夜将获取的情报发向延安。这些电报为中央了解国际战略局势,做出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帮助。

因为表现出色,袁殊等人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由外务省安排到日本访问,在此期间还受到了裕仁天皇的接见嘉奖。但是“兴亚建国运动” 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就认为这个运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提出抗议。最后,岩井同意以袁殊等人加入汪伪政权担任要职为条件,解散“兴亚建国运动”。

就这样,“兴亚建国运动”虽然结束了,但袁殊顺利的加入了汪精卫政府中央委员会任执行委员,还兼任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可以列席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加入汪伪政府出任要职,为袁殊获取情报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驻港英军一万多人在日军的空袭和炮击下,扯起了白旗,香港沦陷。与此同时,袁殊接到情报,汪伪政府的几个主要人物已经飞往香港,诱骗拉拢那些滞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南京与汪伪政权合作。

潘汉年也接到周恩来发来的急电,要求他紧急转移滞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袁殊和潘汉年一合计,以想调回在香港的同事来增加上海的力量为由,找到了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当然不疑有他,立刻开出了大量的通行证,袁殊和潘汉年就用这些通行证,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南京中央伪政府垮台。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官员开始争抢敌产发“胜利财”。

袁殊赶紧和翁从六等人一起把岩井公馆所属10多个单位价值近千万元的财产集中起来,避过了接收人员的侦察,全部交给地下党。又把岩井公馆的一栋房屋,以及所属印刷厂的厂房、机器和器材,全都交给了《新华日报》使用。

处理好这些事情,袁殊立即根据组织指示秘密撤离到解放区。此后袁殊改名曾达斋,由 “特工之王”李克农领导继续为党和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袁殊一生虽然没有提枪上马,血战沙场,可十几年来,每天都生活在刀光剑影之中。身份变换,世易时移,袁殊却在乱世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本心,将一腔热血一片丹心毫无保留的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